亚洲糖尿病治疗模式转变

亚洲正面临严峻的糖尿病疾病负担。亚洲人群普遍具有较高的内脏脂肪蓄积风险，心血管和肾脏并发症风险也较为突出。糖尿病自我管理教育（DSME）和生活方式干预仍是临床管理的基础，二甲双胍则是常规一线降糖药物。然而，受多系统合并症影响，仅依赖传统治疗往往难以获得理想的综合管理效果。

近年来，亚洲各国糖尿病指南日益与全球指南接轨，并更加重视患者的个体特征和合并症。其中，SGLT2抑制剂突出心肾保护及代谢获益，GLP-1受体激动剂则兼顾血糖控制、体重管理和心血管获益。在此背景下，亚洲糖尿病管理正从相对统一的治疗模式逐步转向以患者特征和临床需求为基础的个体化治疗。

现有靶向降糖药物的优化

围绕改善给药便捷性、延长作用时间及提升疗效等方向，亚洲各科研团队开展了多项工作。

长效DPP-4抑制剂：

针对降糖药物服用频次较高、长期治疗依从性不足等临床痛点，长效制剂通过提高药物稳定性、延长半衰期，减少服药次数，从而提升患者的治疗便利性和依从性。目前，部分长效DPP-4抑制剂已获批应用，整体安全性与同类药物相当。其中，全球首个口服超长效DPP-4抑制剂考格列汀在一项为期52周的临床研究中显示，每两周一次给药的降糖疗效非劣于每日一次的DPP-4抑制剂，且安全性相当，为2型糖尿病患者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口服治疗选择[2]。

GLP-1 治疗的便利化创新：

在GLP-1疗法领域，创新主要围绕长效化、结构优化和口服制剂展开。长效GLP-1类似物博凡格鲁肽（bofanglutide，GZR18）通过脂肪酸侧链修饰增强与白蛋白的结合，从而延长半衰期，可实现每两周注射一次；Ⅱb期研究显示，其能够有效降低HbA1c[3]。GLP-1/GIP双受体激动剂BMG0504则通过优化肽链结构进一步提升疗效，第12周HbA1c降幅达到2.56%[4]；HRS9531、RAY1225等双受体激动剂也已进入后期临床研究。与此同时，为克服胃肠道吸收和首过代谢等难题，亚洲正在积极开发口服肽类及非肽小分子制剂，包括MWN109、HDM1002和HRS-7535等候选药物，推动GLP-1治疗向更长效、更便捷的方向发展。

胰岛素及其给药技术的创新：

目前，包括GZR4在内的每周一次胰岛素类似物已进入关键性临床研究[5]，基础胰岛素与GLP-1受体激动剂组成的固定剂量复方制剂也成为重要研发方向。由于胰岛素易在胃肠道内降解且吸收率较低，口服制剂的开发仍面临较大挑战。与此同时，葡萄糖响应型胰岛素、乳源纳米囊泡口服递送和无创经皮递送等新技术正在实验室或临床前阶段探索，为提升胰岛素治疗的便利性与安全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型抗糖尿病靶点与药物

亚洲对新靶点药物的研发取得多个标志性成果，部分药物为全球首创。

GLP-1/GCG双受体激动剂：

玛仕度肽（Mazdutide）是该类药物中率先进入临床应用的周制剂[6,7]。DREAMS-3研究[8]显示，治疗32周后，玛仕度肽组有48%的2型糖尿病患者同时达到HbA1c＜7%和体重下降≥10%的复合终点，展现出强劲的综合获益。

GLP-1/FGF21双受体激动剂：

新型GLP-1/FGF21双受体激动剂HEC88473利用两条通路的互补机制，以期实现协同代谢获益。在一项Ⅰb/Ⅱa期研究中，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连续治疗5周后，30.6 mg组MRI-PDFF较基线下降47.21%，安慰剂组下降15.05%；68.0 mg组HbA1c下降1.10%，安慰剂组下降0.31%。研究同时观察到血脂改善，整体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9]。

多受体激动剂：

IBI3030将抗PCSK9抗体与GLP-1/GCG/GIP受体激动肽偶联，同时作用于PCSK9、GLP-1R、GCGR和GIPR等靶点，旨在综合调节血糖、体重和血脂，目前正向早期临床研究推进[10]。此外，HM15275、UBT251和DR10624等三靶点激动剂也处于早期研究或临床开发阶段，其长期疗效与安全性仍需进一步验证。

其他新机制降糖药物：

亚洲在多条新机制研发路径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在Ⅲ期SEED研究[11]中，葡萄糖激酶激活剂多格列艾汀（dorzagliatin）治疗24周后使HbA1c下降1.07%，安慰剂组下降0.50%，疗效和安全性可维持至52周；但研究也观察到甘油三酯、尿酸、肝酶及体重升高趋势。在Ⅲ期CMAP研究[12]中，西格列他钠（chiglitazar）32 mg和48 mg组的HbA1c分别下降1.32%和1.52%，安慰剂组下降0.47%；该药在改善多项心代谢风险指标的同时，未引起显著水肿或体重增加。

AMPK/NLRP3双靶点药物HTD1801联合二甲双胍治疗24周后，HbA1c下降1.2%，安慰剂组下降0.7%[13]；HARMONY研究进一步显示，该药可改善HbA1c和LDL-C水平，展现出良好的糖脂代谢调节潜力[14]。TIMES系列Ⅲ期研究[15,16,17]表明，Glimin类药物Imeglimin无论作为单药、联合其他降糖药，还是在胰岛素基础上加用，均表现出良好的降糖疗效及安全性。此外，在一项Ⅱa期研究[18]中，GPR119激动剂DA-1241以100 mg每日一次治疗16周后，HbA1c下降0.54%，与安慰剂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糖尿病管理技术与设备进展

基于反义寡核苷酸（ASO）的GCGR拮抗剂，如ISIS 449884对肝脏GCGR具有高度特异性，联合二甲双胍治疗17周可使HbA1c降低1.31%[19]，且不增加体重、高血压或高血脂风险；针对1型糖尿病的细胞疗法取得关键进展，脐带间充质干细胞（UC-MSCs）、干细胞来源的胰岛疗法及CiPSC来源的类胰岛细胞展现出临床潜力[20,21,22]；肠道微生态技术领域，粪菌移植（FMT）及自动化洗涤菌群移植（WMT）系统被证实可恢复肠道菌群[23,24,25]，从而有效控制血糖、降低炎症指标并减少胰岛素用量。 数字化与自动化管理方面，持续葡萄糖监测与自动胰岛素输注集成系统（CGM+AID）在亚洲快速推进，部分产品如TouchCare Nano系统及基于LinX™ CGM的免校准全闭环AID系统[26]已获批或进入中国及其他市场的审评阶段；无创血糖监测（NGM）可避免采血或传感器植入，因而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目前，光学传感、基于心电信号的建模以及深度学习和多模态融合等技术正在接受临床验证，部分研究已进入Ⅱ期临床试验。但受检测准确性等因素限制，尚无相关无创血糖监测方法正式获批上市[27,28]。

亚洲糖尿病发展的驱动力、趋势与挑战

亚洲正逐步由重要的临床试验中心和药物消费市场，转变为全球糖尿病药物研发与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这一转变得益于研发投入持续增长、跨机构协作能力提升，以及政府、医疗机构、学术界和制药企业等多方共同参与。同时，市场准入流程不断优化，支持性政策逐步完善，进一步促进了创新成果由基础研究向临床应用转化。通过药物创新、递送技术升级和数字化管理体系的协同发展，亚洲糖尿病创新生态正在加速成熟。

不过，亚洲糖尿病防治仍面临多重挑战。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饮食模式较为普遍，增加了生活方式干预的实施难度；人口老龄化则进一步加重糖尿病发病、并发症及死亡负担。与此同时，2型糖尿病具有进行性，目前仍缺少能够有效延缓或阻止高血糖进展的疾病修饰疗法。亚洲研发的多数创新降糖药仍处于早期至中期临床阶段，针对心血管和肾脏结局的长期研究证据也有待积累。未来，持续加强多方协作、完善转化链条并建立高质量临床证据，将是亚洲进一步推动全球糖尿病管理创新的关键。

从药物优化、新靶点探索到智能化管理技术，亚洲正由糖尿病药物的临床试验中心和消费市场，逐步成长为全球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未来，随着长期临床证据不断积累及多方协作持续深化，亚洲创新有望为全球糖尿病精准化、个体化管理提供更多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28] Diabetes Obes Metab.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19,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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